1935年10月，中央工农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陕北，结束了创造人间奇迹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揭开了中国革命新的一页。为了肃清张国焘错误路线在红四方面军造成的不良影响，毛泽东决定在红军队伍中开展一场“肃反运动”。随后，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肃清张国焘错误路线的决定》，延安部队、机关和学校纷纷召开声讨张国焘会议，史称“延安肃反”运动。在“肃反运动”中，毛泽东仍对企图分裂党、分裂红军的张国焘、陈昌浩等人，甚至对想拉部队外出打游击的许世友等人宽宏大量，体现了一代伟人的博大胸怀。
不记前仇挽救张国焘
众所周知，张国焘在红军长征途中分裂党、分裂红军，甚至想置毛泽东于死地，二人成了“冤家对头”。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为肃清张国焘在红军长征中的错误路线，毛泽东在延安开展“批张”运动。当时有人认为，张国焘这下落在毛泽东手里，不死也得脱几层皮。岂料，毛泽东却宰相肚里能撑船。鉴于张国焘在运动中有改正错误的表现，毛泽东并没撤销他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职务，1937年改组成立陕甘宁边区政府时还让他当了副主席。但由于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造成的不良影响，他在红军中的威望一落千丈。在中央苏区代表会议上，除了开幕和闭幕，大部分时间他的座位都空着。洛川会议张国焘也出席了，但被解除了在军队的权力。眼看自己前途渺茫，张国焘更加消极。不久，他的妻子杨子烈和9岁的儿子张海崴来到延安，张国焘便隐居在新居闭门谢客，游玩于山水之间。
转眼就是1938年的清明节，张国焘突然提出要去祭扫黄帝陵。前一年的清明节，毛泽东亲拟祭文，派林伯渠代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和中央政府到黄帝陵祭扫。当时是抗战的第一年，张国焘挨批后精神一直萎靡不振，毛泽东最后还是同意他出去走走散散心。4月5日清明节，国民党西北行营主任蒋鼎文，在陕甘宁边区南面的黄帝陵，举行了一场盛大的祭礼。张国焘以陕甘宁边区副主席的身份参加陪祭。此行，由中央保卫局警卫班战士护送张国焘。当天下午5时到达国民党中部县（1944年改名黄陵县）政府门前，先期到达的国民党西安行营主任、陕西省主席蒋鼎文等早就在门口迎接。张国焘一行住进县政府的二堂。接着，中部县政府设宴招待各方官员，张国焘与蒋鼎文携手赴宴。饭后又去蒋鼎文处密谈，直到凌晨两点才回住所。
4月6日一大早，国民党中部县政府大门外开来了十几辆汽车，国民党官员们站在车旁准备上车。张国焘对中央保卫局警卫班班长李国凯说：“你们全部都回去，让年龄最小的警卫战士张海留下就行了。要是有人问起，就说我去西安找林伯渠主席。”随后，命警卫员张海坐后面国民党警卫的卡车，自己则一头钻进蒋鼎文的轿车。张海到了西安，一直等到天黑也没见着张国焘的影子。后来经多方打听，才得知张国焘早已到西安，住进了国民党高级官员专用的京西宾馆。张海赶到宾馆忙问：张副主席，是不是先去见林伯渠主席？”张国焘有些不高兴地说：“你去休息吧，这些事不用你管。”张海再也不敢多问，忍气回住处休息。当晚，张国焘房间客人不断，全都是一些国民党军政官员。
4月7日晨，蒋鼎文再次来到宾馆与张国焘会谈，临别时留下两张去武汉的火车票。蒋鼎文走后，张国焘让张海把行李物件装入一只小皮箱，然后对张海说：今天我们要坐车去武汉。”事情来得突然，林伯渠得知消息后立即赶去火车站，张国焘已经上了火车。不等林伯渠开口，张国焘忙上前说：“林主席，我要到武汉去了。”林伯渠严肃地问：“中央批准了吗？”“是我自己要去的，回头你告诉延安一声就行了。”张国焘漫不经心地说。见此情景，林伯渠再三劝阻也无济于事，又见两个国民党特务朝自己走来，如果再僵持下去自己生命也有危险，于是让张海陪同张国焘去武汉。
第二天，火车到了洛阳，因前线战事吃紧，火车被迫停了两天。张国焘写了两封信让张海寄出，一封是写给毛泽东的，大意是说：“此行不辞而别，想去武汉做些工作。人各有志，还望毛兄见谅！”一封是给妻子杨子烈的，说他已到武汉，让她带儿子海崴速来汉口。4月11日，火车到了汉口。正当张国焘与两个国民党特务在车上等候第八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派来的特务迎接时，却被事先得知情报的中共红色特工李上将抢先将他接走。由于张国焘死活不愿住进八路军办事处，李上将与周恩来商量之后，把他安排进资本家开的大华饭店，同时安排警卫战士吴志坚陪同，以保护他的人身安全。张国焘心中大为不快，但也不好反对。
当天晚上，李上将与周恩来去大华饭店，对张国焘进行耐心教育挽救。周恩来开门见山质问张国焘：“中央派你以边区副主席身份去祭奠黄帝陵，祭完之后应该回延安，为什么不向中央请示就擅自跑到西安？而且到西安后为什么不住办事处，不与林老联系，独自乘车来武汉？”面对周恩来的严肃批评，张国焘表面承认错误，暗中却寻思逃身之计。第二天，张国焘提出要进武汉参观市容，周恩来预感事头不对，提出亲自陪张国焘一起去。张国焘原本想借此机会与国民党特务接头，怎奈周恩来派来的警卫员吴志坚、邱南章形影不离。中午，周恩来送张国焘回大华饭店，谁知贴身警卫张海和行李已被李上将接去八路军办事处。张国焘惟有暗中叫苦，只好随周恩来去八路军办事处。当晚，张国焘彻夜难眠。天刚蒙蒙亮，他就指使贴身警卫张海上楼去观察周恩来是否起床，然后借机逃跑。周恩来得知消息赶到码头，但张国焘已乘武汉到南京的渡轮走了。
张国焘的逃跑，并没出乎周恩来、李上将的意料。当即，周恩来、董必武、李上将、博古、王明等人以中共长江局的名义，向毛泽东报告了张国焘逃跑的经过，草拟了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议草案。4月16日，张国焘面见蒋介石，立即在蒋介石面前表示悔过。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仍一再挽救张国焘，指示周恩来、王明、博古等驻武汉的中共领导人，积极争取做张国焘的工作，并提出三条道路让其选择：其一、改正错误，回来继续工作。其二、向党告假，暂时休息一段时间调整心态。其三、自动声明脱党。4月17日晚，张国焘用书面形式，彻底声明脱离共产党。从此公开投靠了国民党。此后，张国焘便导演了一幕幕“中共缔造者反对中共”的丑剧。4月18日，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将张国焘永远开除党籍。鉴于张国焘在历史上对红军、对中国革命作出过贡献，毛泽东不记前仇，将留在延安的张国焘妻子、儿子礼送出境，让他们夫妻、父子团圆。
蒋介石得知张国焘“弃暗投明”，大喜过望，立即吩咐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照管张国焘。张国焘到军统后，受到戴笠的重视，让他主持了所谓的“特种政治研究室”，担任了研究室的少将主任。张国焘上任后，为国民党特务组织策反中共党员出了不少鬼点子、馊主意。此外，张国焘还主办了所谓“特种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为国民党训练特工人员，专门进行反共特务活动。但是，由于蒋介石对使用共产党叛徒有一个“尊而不敬，用而猜疑”的基本原则，因此戴笠仍对张国焘存有戒心，许多重大事情都不让这个共党叛徒知道。张国焘见此情景，想用更大的工作成绩来改变党国对自己的偏见。然而，有些事却是事与愿违。张国焘训练班培训出的特务，能派出去对付共产党的并不多，有少数精心挑选的特务，派出去也是收效甚微。一晃半年过去了，共党一个也没被策反，派去策反的特务却不愿回来。一次，张国焘派一个经过训练的高级特务，手持戴笠信件去太行山请第二十七军军长范汉杰帮忙，想进入八路军的防区活动。结果，这个高级特务不但没说服拉回一个人，反被共产党软化不愿回营。戴笠恼羞成怒，大骂张国焘是不中用的“绣花枕头”。张国焘不服气，提出想在延安设立一个策反站。戴笠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再给张国焘一次机会。但张国焘绞尽脑汁，不但没在延安设下一个管用的策反站，派去的人反而落网。这一次失败更是火上浇油，戴笠指着张国焘鼻子大骂“脓包”、“饭桶”，当场宣布立即停止“特种政治工作人员培训班”，撤销赔钱、赔人的策反站，取消这个共党叛徒的一切优厚待遇。张国焘黔驴技穷，失去可利用价值。
1948年6月，闲居两年的张国焘在上海创办了一个《创进》周刊社，因为张国焘仍希望蒋介石维持统治，于是《创进》周刊的主导思想是“拥蒋反共”。然而，形势的发展并不遂张国焘的心愿。人民解放军发动了举世闻名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蒋家王朝在中国大陆的灭亡已成定局，国民党高官携带家眷，随蒋介石逃往台湾。一天，军统头子毛人凤在家中宴请张国焘，希望他留在大陆再做一些工作，并说明这是蒋总统的意思。但张国焘坚持要去台湾，说自己留下落在共产党手里，不死也要脱几层皮，宴会不欢而散。1948年11月，张国焘把《创进》停刊，带领全家去了台湾。到了台北，国民党当局既没给他安排工作，也没有过问他的生活。一句话，根本忽视了他的存在。张国焘眼见在台湾受冷遇，1949年冬，带着妻子和3个儿子一家五口，冒着寒冷的风雪，去到香港这个当时既非共产党又非国民党统治的地方。
1956年，时值中共八大召开，张国焘看到国内形势宽松了许多，于是托香港友人表达想回大陆叶落归根的请求。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再次宽宏大量，托人转告张国焘，只要他在报刊上公开承认过去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错误，共产党人既往不咎。但张国焘仍放不下“伪中央主席”的臭架子，拒绝承认错误继续留在香港。1966年的上半年，中国大陆爆发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许多革命功臣被打倒踏上一脚。张国焘背着“中共叛徒”的骂名，惶惶不可终日。为保险起见，夫妻二人决定离开香港移居加拿大的多伦多。当飞机起飞后，这位70多岁的老人想到再也回不了中国，伤感的泪水夺眶而出。
1973年的圣诞节前夕，张国焘突然中风，右半身瘫痪，生活不能自理。按照加拿大政府规定：凡65岁以上的老人，都可以申请享受政府的福利救济，住官办福利院养老。经过申请，张国焘住进了官办的老人病院。这所老人病院条件很差，晚上没有护士值班；张国焘又是和一个外国老人挤在一间狭小的房间里，得不到很好的护理。1979年12月初的一天傍晚，多伦多连降大雪，天气异常寒冷，老人病院的暖气时断时续，终日躺卧在狭窄病床上的张国焘，翻身时将被子、毛毯掉在床下，摁电铃却无人来管，想自己伸手捡起来又动不了身子。本已虚弱的张国焘，由于遭受长时间的严寒侵袭，接连呕吐长达两小时之久，从此不省人事，等到家人闻讯赶到病院时，张国焘的尸体已停放在病院的太平间。12月5日，张国焘被埋葬于多伦多公墓，终年82岁，从此结束了他不光彩的一生。
批准陈昌浩赴苏治病
在红军长征途中，西路军总政委陈昌浩是张国焘错误路线的铁杆追随者。陈昌浩在延安“肃反”中想不通，回湖北老家后病了一场，病好后却没回队，反而去了武汉，直到抗战爆发后才回到延安。回到延安后不久，他因患有严重的胃溃疡，毛泽东知道后便批准他到苏联治病，也好让他趁此反思一下自己。但陈昌浩赴苏后，却开始了长达10多年漂泊的异国生涯。
1941年6月，德国法西斯突袭苏联，陈昌浩被紧急疏散到中亚共和国一个名叫科坎加的小镇。在这里，没有人知道他曾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局委员和红军最大的一个方面军的总政委。陈昌浩没有什么生产技能，只有到采石场去做苦力。没有医生和药物，粮食紧张，陈昌浩的胃溃疡越来越严重。
日本侵华期间，陈昌浩曾给中共中央、苏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写信，要求回国参战，但都没有回音。1942年冬天，陈昌浩接到苏联人民外交委员会聘他为翻译的公函。陈昌浩很快就奔赴斯大林格勒前线，尽了一名国际主义战士的责任。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远在苏联的陈昌浩又多次给党中央写信，要求回国参加工作。那时，毛泽东正在重庆谈判，蒋介石背信弃义撕毁《双十协定》发动内战，疯狂向延安大举进攻，中央总部机关被迫转移，陈昌浩发出的信犹如石沉大海。不久，蔡畅途经莫斯科，专门看望了陈昌浩。通过蔡畅的关系，陈昌浩总算有机会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表达了回国服务的请求。但由于受内战影响，毛泽东仍一直没满足陈昌浩回国的愿望。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陈昌浩在收音机旁欣喜若狂。1951年初，陈昌浩留学苏联的儿子陈洋生，大学毕业回国参加工作。陈洋生回国前，陈昌浩再次嘱咐儿子替他代办申请回国的手续。毛泽东知道后，回顾往事，想到红军长征途中陈昌浩曾一度顽固站在张国焘一边，但最终是经党中央和他毛泽东本人批准赴苏治病的，现离开祖国10多年之久的陈昌浩想携苏联妻子格兰娜和幼子陈祖莫回归祖国，是件好事，于是欣然批示“欢迎归来”。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同志代表中共中央，亲自到北京站迎接陈昌浩。出于战友情谊，时任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徐向前，邀请陈昌浩夫妇和在红四方面军的一些老同志，在徐向前的寓所里聚会。陈昌浩生平的是非功过、浮沉荣辱，集中表现在红四方面军这一历史时期，这是他人生的巅峰。这巅峰上下染着烟火和血色，也是他难以洗雪的耻辱之柱。此时在昔日的老战友徐向前家里，陈昌浩像一个落魄之人，低着头、弯着腰，与他昔日之部属，如今共和国的将军们、部长们一一拱手，表示歉意。当他和前妻、时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的张琴秋紧紧握手时，非常愧疚，连声说道：“琴秋，是我让你受苦了！我……我对不起你呀！”话还没说完，早已是泣不成声。
回国后的陈昌浩，曾在许多场合忏悔自己的“罪行”。1962年5月，陈昌浩在武汉与数百名原红四方面军的老战士聚会时，声音嘶哑，热泪长流。他痛心疾首地说：“红四方面军兵败祁连山我难辞其咎，2万精英喋血大漠，共产党10年积蓄的力量，还不曾与日寇一战，就毁于内战战场。我想到这些英灵，犹如万箭穿心。但毛泽东主席宽大了我。回国以来，先任马列学院副教育长，这个工作很适合我初回国时的情况。这样，我在教学中可以系统总结一下过去的经验教训，继续摈弃一些不合中国国情的东西，为新中国的建设培养理论队伍。后来调我到中央编译局任副局长，这更是我的老本行，可以充分发挥我的特长。在和平建设时期，能够得到这样的重用是很不错的，我的这番话都是肺腑之言，绝不是外交辞令，也不是违心之言。”
令人遗憾的是，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像陈昌浩这样曾在历史上犯下严重错误的人自然罪责难逃。本来，回国后的陈昌浩一直呆在家中踏踏实实著书立说，还在《口忆录》中随时检讨过去的错误，但“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红卫兵”、“造反派”们绝对不会放过他，对他整天进行无休止地揪斗。妻子格兰娜被迫与陈昌浩离了婚，但还是被投进了监狱。格兰娜生的儿子祖莫、柏生、洋生被逼得四处奔逃。1967年7月30日晚，绝望之中的陈昌浩吞了大把的安眠药，离开了令他感到痛苦和不理解的世界。这年，他61岁。直到13年后，陈昌浩的名誉才得以恢复。1980年8月21日，中共中央为陈昌浩举行了追悼会。经中共中央审定的悼词称：陈昌浩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一生”。至此，历史恢复了清白，为陈昌浩革命的一生画上了一个完整的句号。然而，也因政治上的原因，西路军的历史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被说成是执行了张国焘的“逃跑主义”路线，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很多老战士都是带着遗恨离开人世的。直到20世纪90年代后，中共中央为西路军恢复了名誉。
原谅许世友刚烈鲁莽
上将许世友一生性格刚烈，说话办事鲁莽，外号人称“莽和尚”、“鲁将军”，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疾恶如仇，知恩必报的硬汉子。
1936年红军三大主力长征会师陕北。那是3月中旬的一天黄昏，抗日军政大学全体学员被紧急集合到大操场上。校长林彪站到讲台上，目光严肃、声音低沉、悲痛地告诉大家：张国焘指挥的西路军在高台、临泽、倪家营子和祁连山的苦战中惨败，军长董振堂、孙玉清，政委陈松海等红军高级将领壮烈牺牲，部队损失两万余人，红四军几乎全军覆没……这实在是一个令人吃惊而残酷的噩耗，两万余名战友的生命就这样没了？文件还没传达完，会场上已是哭声一片。尤其是来自红四方面军的学员们，一个个都哭成了泪人。许世友是被人搀扶着送回宿舍的，他悲伤得连鞋也没有脱就和衣上床，还绝食一天。
张国焘的错误不可原谅，但那是他的个人行为，许世友不能容忍有人对红四方面军广大官兵的无理指责。第二天上午，在抗大一队的批斗会上，有人又把红四方面军广大官兵和批张国焘捆在一起，尽讲些不利于团结的话。许世友发言说：“打不过敌人，换个地方再打，怎么叫逃跑主义呢！红四方面军撤到川陕，部队不是发展了吗？这样的逃跑，有什么不好！”
在场的一个学员起身针锋相对指责说：“你许世友竟敢为张国焘辩解，真是典型的托洛茨基派。”说完还手指许世友挖苦。“日你娘的，老子说了几句实话就成了托洛茨基。啥球托洛茨基，老子不懂你放啥狗屁！”许世友忍不住骂娘。这一骂更激起众怒，有人说许世友原来就跟张国焘一伙的，不像红军的高级干部，倒像一个大别山中冲出来的土匪，还像一个地道的军阀。原先的“批张会”瞬间变成“批许会”，顿时“打倒许世友”、“打倒张国焘”的口号铺天盖地地袭来。许世友气得心血潮涌、暴跳如雷，指着那位年轻的学员怒吼道：“呸！你小子胆敢骂我！老子当年参加敢死队闹革命的时候，你还在娘肚子里没变型呢！你小子居然敢骂我反对中央，张国焘的徒子徒孙，是土匪……”许世友突然说不下去了，只觉得天地旋转，双手捂住郁闷的胸部，从口中喷出一股鲜血，很快被送进医院。
就这样，抗大的批斗会一天比一天搞得频繁，斗争更趋向白热化。红四方面军的一些老战友、老部下，纷纷到医院探望许世友，而且还带来了传说毛泽东要枪毙周纯全、何畏、张国焘的消息，许世友更是大吃一惊。自己也是张国焘手下的军级干部，这么说也属处决对象。若是这样不明不白地被枪决，死得也太冤枉了，老子为穷人打天下南征北战，挂彩几次、负伤大难不死，无功反倒有罪，这是哪门子的道理？在这里干还会有什么出路？
许世友思前想后，三十六计走为上策，躺在病床上想了3天3夜，终于想起了正在四川率领1000多人打游击的老部下刘子才。与其在这里等待枪决，还不如到那里闹革命去，打出一片新天地给这些小人看看。当老战友詹才芳、王建安、吴世安泪流满面地来看望他时，许世友开门见山地说：“你们就知道哭，眼泪顶屁用？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我们走！”大家睁大了眼睛问：“走，去哪里？”“我们到四川去打游击，叫他们看看我们到底是不是革命的，愿走的就走，不愿走的也不要告诉中央！”王建安率先响应，接着大家都表示赞成。经过秘密串连，愿走的人越来越多。到第三天时，延安有2个营职干部、20多个团职、6个师级干部、7个军级干部愿意走。当时，许世友决定不带张国焘、何畏、周纯全走，嫌他们吃不得苦。许世友计划步行7天7夜，通过陕北，到达陕西汉中会了刘子才再说。一切计划都是许世友策划的，还有写给毛泽东的信，都在许世友身上，准备4月3日夜10时出发。
不料，王建安在当天的上午变得惶惶不安。他觉得，许世友的行为太过火了，中央说张国焘的问题仍然是党内矛盾，可以在党内解决，何必要用暴力？这非常危险，这样做政治上没有前途，人身也不能自保。王建安思前想后，决定不跟许世友走。大约在上午10点钟左右，王建安对许世友扯了一个谎：“许军长，你们走吧，我突然感到身上不舒服，有病，怕在路上连累你们。”许世友一听王建安打退堂鼓，顿时就急了：“娘的，临阵逃脱，你走也得走，不走也得走。否则，我就采取强制措施，别怪我许世友对不起朋友！”事关重大，王建安经过仔细思考，到队部找到党支部书记谢富治，报告并揭发了许世友即将出走的密谋。
谢富治一听这事，吓得傻了眼，立即向林彪报告了详细情况，林彪立即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听了报告后预感事态严重，立即采取3条措施：一是注意保密；二是把人先抓起来再说；三是防止其他人再出类似的问题。林彪立即返回学校，召集抗大负责人和学生队的领导刘亚楼、傅钟、莫文骅、邓富连及边区保卫处的人开会，传达了毛泽东的3条指示。边区保卫处处长周兴带领人员冲进抗大，很快把密谋出逃的30多人捆绑了起来。
考虑到许世友会少林功夫，留到最后一个解决。8个经过严格训练的保卫战士趁其不备，突然上前将许世友双手反扭过来，随后五花大绑。“娘的，你们搞突然袭击，算什么好汉，我许世友不服，只要老子不死，总有报仇伸冤的那一天！”许世友见谁骂谁，于是保安人员又给他加上了手铐、脚镣。经过审讯，许世友再次被关进牢房。几天后，许世友从看守口中得知：这次由他组织的出逃行动已被中共中央定性为“许世友反革命集团”案件，罪名是阴谋组织暴动抢走张国焘，枪杀毛泽东，还要炸平陕北根据地延安。中央已成立高级法庭，决定枪毙许世友及其同伙。恰在这时，许世友的妻子雷明珍大骂丈夫狗胆包天反对毛泽东，公然提出离婚划清界线。许世友不假思索，挥笔在离婚协议上签上自己的大名。
这几天，毛泽东的心情颇不平静。在延安的窑洞里，他一支接一支地吸烟，嘴唇都吸麻木了，手指也被烟雾熏黄了一片。其实，有些事毛泽东也是被蒙在鼓里。当时，西安事变已和平解决，国共合作初步形成，但蒋介石仍当面一套背地一套，破坏红军和东北军、西北军的关系。一天，毛泽东把林彪、凯丰和担任最高法院院长的董必武找来，详细询问了“红大风波”的情况，董必武向毛泽东如实汇报。“红大风波”并不是一次反叛行为，而是批张国焘运动存在严重的扩大化倾向，把红四方面军和张国焘捆在一起，一些官兵成了批判对象强烈不满，因而引发愤慨产生出走之念。毛泽东听完董老的陈述，猛吸几口烟问董老：“他们想跑的有多少人？”董老回答：“总共有30多个，已经全被抓起来了。”
毛泽东听后再也坐不住了，前往狱中看望许世友。谁知这“莽和尚”在狱中吃尽苦头，妻子又翻脸无情，他愤怒之下就把这一切罪过全归咎到毛泽东身上。当着看押人员的面大骂毛泽东不是人，甚至挥拳朝毛泽东脸上打去。警卫局长罗瑞卿眼疾手快，飞身上前挡住拳头。数名警卫人员齐动手，才将许世友绑了个结实。许世友依然骂个不停：“要打、要杀老子不怕，砍头不过碗大个疤。你毛泽东你算个什么东西？老子要是有枪，非崩了你不可！”
毛泽东本想救许世友一命，想不到这下让他当众丢丑，心中自然有点生气。当身边的一些同志提议杀许世友以示惩戒，毛泽东点了头。行刑时，罗瑞卿向毛泽东报告，说许世友要求枪毙前还要理论一番，不然死不瞑目，毛泽东欣然答应。谁知许世友又提要求：去时要带手枪，否则就不去会面。想不到毛泽东告诉罗瑞卿：“把收缴的手枪还给许世友，告诉他一定要装满子弹。”谁知许世友接过枪，手竟然抖了。他万万没想到，毛泽东会答应自己这一荒唐要求，顿时泪水溢满眼眶。过去，由于长期在张国焘部下，对毛泽东不但不了解，反而抱有很深的偏见。在毛儿盖“南下北上”之争中，红九军军长何畏性情鲁莽，突然对准毛泽东连开几枪，多亏徐向前伸手将何畏的手往上一抬，天花板被射出的子弹打出几个窟窿。犯下如此滔天大罪，有人认为何畏必死无疑，谁知毛泽东为顾全大局，不但没处决何畏，而且还让他继续担任红九军军长领兵打仗。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毛泽东还让何畏担任抗大副校长。而眼前的事实，让许世友强烈地认识到一位伟人的光明磊落，无所畏惧的博大胸怀。当罗瑞卿将许世友带进毛泽东的窑洞。毛泽东起身客气地说：“许世友同志，你受委屈了，我向你深表道歉！”仅一声亲热话语，感动得许世友鼻梁发酸，热泪夺眶而出。他“咚”的一声双腿跪地，将压满子弹的驳壳枪双手高举过头泣不成声说：毛主席，他们要缴我的枪，这是我的命根子我不给。现在我把枪当面交给你，能在死前见你一面足够了！我许世友还是那句话，姓许的不是反革命，王建安、詹才芳、洪学智、陈再道他们也不是反革命。我的话完了，要杀、要剐任你处置。”
毛泽东激动地将许世友扶起来，动情地说：“红四方面军大多都是好干部，党未来的宝贝，不是他张国焘的私有财产。张国焘是党中央派去的，他的错误应由他自己负责，与你们这些红军将领没有关系。”许世友哽咽道：“毛主席，要是早一点听见你这句话，我‘许和尚’就不会犯这个拉杆子错误了。”话没说完早已泣不成声。“你有错，我也有错，不明真相把你们打成反革命是我的错，你受点委屈就要拉杆子往川北跑这是你的错，咱们大家都有错，有错咱们就改，一起团结闹革命，今后共同坐江山，你看这样好不好？”毛泽东深情地安慰说。
就这样，许世友又重新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雷明珍对自己的轻率冲动后悔莫及，多次写信给许世友认错并要求复婚，均遭许世友拒绝。有时偶尔在路上相遇，许世友都视而不见掉头而去。雷明珍十分痛苦，去找在政治部当秘书的女友李玉兰，希望她能从中撮合破镜重圆，但几次都碰了一鼻子灰。许世友果断地对李玉兰说：“李秘书，不是我许某不给你面子，雷明珍这种女人我一辈子不会原谅她。你想想，我是她男人，她男人遭了冤枉不同情，不去想法澄清事实，而是朝痛处捅刀子，还一脚把男人踢开。你说这叫什么女人，还能和她生活下去吗？我这个人就是这种犟脾气，有恩不报非君子，有仇不报非丈夫！请你不要白费心机。”李玉兰没法，惟有等候时机行事。
红军改编八路军后，许世友跟随朱德总司令上了太行山。李玉兰给雷明珍出主意，许世友到哪就追到哪。当时，朱德总司令也很关心这件事，派人找许世友谈话均遭拒绝。朱老总也有点火了，让警卫员把他俩关在一起，可许世友大喊大叫，使出少林功夫一拳把门砸烂，高声喊道：“总司令，捆绑不成夫妻，我是你的兵，冲锋陷阵我不后退，惟独这事整不成。”雷明珍见事无法挽回，这才死了那颗心。两年后，嫁给了陕北公学院的一位教师。新中国成立后，雷明珍随丈夫去了广东。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亲日派头目趁机反攻，伪军拼凑了一支“抗八联军”，狂叫“配合日军消灭八路”。在抗日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毛泽东想到了许世友这员骁勇善战的猛将，派他出任胶东军区司令员，尽快扭转当时的不利战局。出发之前，毛泽东十分关心许世友的婚姻大事。毛泽东诙谐地说：“‘许和尚’，你听说过吗？山东有句俗话，山东的山，山东的水，山东的姑娘胶东美。等你打了胜仗站住脚，我还要让你这‘许和尚’领一个漂亮媳妇回来，等着喝你们的喜酒。”果然，许世友没有辜负毛泽东重托，指挥胶东八路军奇袭牙山，痛歼日军肥源部和伪军赵保源部。接着，又粉碎了胶东抗战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大扫荡，很快收复了胶东根据地，许世友从此声名大震。
民间有句俗话：“自古美女爱英雄。”随着将军神话般的战绩，军部文工团的女战士田明兰随之走进他的视野。1944年6月，许世友在延安窑洞举行婚礼，许世友38岁，田明兰19岁。一个是英雄爱美女，一个是美女爱英雄，说不尽的温馨甜蜜。婚礼既简单又幽默，只有清茶一杯、红枣几盘，出生入死的战友一群。结婚仪式上，战友们说啥也要闹一下洞房，让夫妻俩各自出一个节目。田明兰落落大方，演唱了那支脍炙人口的歌曲《南泥湾》；许世友当场表演了几套少林拳脚功夫，为婚礼增添了不少欢乐色彩。这是许世友的第三次婚姻，夫妻从此相伴白头到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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